我这些年都在做世界遗产地申报工作,时间有限,就历史古镇创新发展和传承保护讲两个要点:一是价值认知,二是重建问题。
刚刚在微信上看到三亚召开的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会议,杨院长做了一个很好的课件,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十六大“三位一体”发展到十七大“四位一体”,到十八大“五位一体”。看到这个发展,一方面是很高兴,另一方面是觉得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要修补?城市修复和修补的难度太大了,现在有这么大好的形势,中央这么重视,希望在这种形势下能够把城市的修补、生态的修复做出一个新的东西来。现在很多的历史文化、传统基因在过去一些看似不太发达的偏远地区,山城地区的城镇,所以在座的各位今天开这个峰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能够把那些还幸存的很多历史文化传统基因,我们的古镇保存好,把它重新创新发展起来。
近来一直强调文化遗产保护要秉持正确的保护理念,我们常说在遗产保护当中世界遗产是体现着全人类在文化遗产最高度、最广度的共识,在这个共识当中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尽管现在世界遗产的实践体系已经被它带来的利益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外交行为冲击得相当严重,但是从理论上作为对文化遗产属性、价值,包括保护方法的途径等等认知。
首先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到它符合哪些人们公认的东西,也包括遗产保护当中应该秉持一种正确的真实性的理念,而不是充满打造、复制品。同时,如果古镇认识到家乡在人类文明进程史上有什么代表意义、历史意义和发展机遇,这样的体系也同样适用于古镇的认知保护。
过去我们讲文物保护和环保的时候当做两个不同的概念,实际上从世界遗产的角度,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已经把它当做人类生活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生活水平不断保障和提升的大的环保制度,今天的环保理念不仅有干净的大气、洁净的水、食品安全等等,还要有人文环境和优美的社会景观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是这样一些理念落实到实践当中,我们面对的是活态遗产,我们面对故宫、长城这样相对静止的建筑物的遗产相对来简单一些,但是面对活态遗产的时候,讲它的真实性、传统传承可能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实践带给我们不同的挑战,也会让我们思考不同的途径。
比如大运河,不要说沿河古镇的生活日新月异在变化,建筑在变化。比如说哈尼梯田是世界遗产,在崇山峻岭当中的少数民族和一部分汉族在那里创造了大地雕刻般的山地梯田,有时候去到那里,申报遗产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为了在城里头唱够了卡拉OK,在那里听一听乡间小曲;为我们穿着西服在那里看看老百姓穿着民族服装很有趣,或者是他们住在低矮的房子里看着很有趣,是去看那里他们怎么生活呢,还是真的是把他们当做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和他们一起探讨怎么改变基本的生活设施,改变一些基础设施。
也包括我们的动态遗产面临的统筹保护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在所有的古镇当中,不管是传统建筑,也不管是文物保护对象,还有很多非文物保护对象,还有无形文化保护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当年的苏州历史城区的保护,我们的专家去了以后非常感慨,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诗情画意的房子。我们每天晚上坐着这样的马桶,和河边去卖菜的洗衣服的去刷马桶。
所以我想,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常常说把自己的家乡,或者与生俱来、司空见惯甚至熟视无睹的身边的建筑、遗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再一次认知的过程,这种方式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哪些需要传承下去,哪些需要不断改变。我们做历史环境,都是在特性、情感、价值等等各种环境下人类活态的一种见证,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发展模式,未来的方向绝对不是静止不变的。在这个过程中别人愿意到我们家乡来对他们的吸引力是什么,我们对家乡的认知从而产生文化自信,每个古镇自己的人民、自己社区的凝聚力,有凝聚力才会有创新,在这种基础上怎么发展新的生活。
需要我们认识活态遗产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静态遗产就像单霁翔修的瓷器、铜器,一块一块拼起来也是真实的遗存。在活态遗产当中,哪些是需要像历史传统建筑一样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尽可能永久传承下去,哪些是保持协调的,哪些是允许改造的,是活态遗产中面临的新的问题,也是历史古镇面临的重大问题。这里面有的是文物保护对象,有的是特色需要加以传承的。所有这些东西要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今天古镇能够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参与和支持下,对将来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不排斥有新的技术的进步。
在这当中,我们千万不要盲目地妄自菲薄,否定自己,我们最不文明的饮食习惯,大家在一起有时候可能还会发生一些酗酒状况。但是前些年一位领导人提倡说我们的吃饭太不文明了,我们应该学西方的分餐制。当时有外宾跟我提出异议,说你们为什么学我们的分餐制,我们在家里都是自己吃自己的,你们他给他夹菜很和谐。我在想考虑我们的文化特性,古镇特征的时候,哪些是值得保存,值得自豪的东西,应该有一个冷静的态度。
这当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无论是世界遗产也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也好,都强调历史、科技和审美三大价值。最近有一份权威文件提出五大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活态遗产当中社会价值的特性更明显,我们寄托着社区的情感,经济发展的需要等等。但是社会价值如果把它抬到三大基本价值同等的地位,可能会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双刃剑的效应。
比如日本的广岛核爆,第二次大战末期,美国人在这里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在通过广岛核爆遗址作为世界遗产的时候,申报国把它作为人类第一次遭受原子弹毁灭的代表遗产地。美国代表发出一个生命,说还应该说说它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是什么;中国代表发了个声明,说这是让一些抵赖日本罪行的人所利用。对这个遗址的解释两条,一是唯一遭受原子弹毁灭性残害的国家。另外,之所以申报这样一个遗产,为了呼唤公平。应该说遗产没有红黑,革命或者反革命,对和错一说,但是作为世界遗产,多多少少总有一点正面的荣誉的性质。所以,韩国学者的一个研究资料说看到这样的解说之后,我们感到二战日本是受害者甚至是正义的化身。
正是由于这个事件,世界遗产委员会,今天在座的还有来自立陶宛的大使,他曾经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主席。1996年,通过了日本原子弹核爆遗址,社会价值被宣布停止单独使用。也就是说文化遗产有六条价值标准,原来每一条都可以单独作为资格,从1996年以后,必须要跟前面五个项目结合。
也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近来国际上学者当中出现负面遗产的概念,就是充满负面情感的冲动性的遗产。其中比如二战当中纳粹残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仅仅在这个集中营就屠杀了150万犹太人的罪恶的遗产地,这是纳粹的一种记忆。但是像刚才的核爆遗址就出现一些不同的认知,韩国同胞做了一个对比,他们的皇宫在1951年日本占领时期改建成了日本的都督府,在韩国恢复之后,他们把都督府拆掉了,恢复他们的皇宫。那么这里面如果牵涉到遗产的真实性那是什么概念,或者历史全部信息的概念,这样做是不是合适,我想在专业上还会有一些争执,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遗产带来的社会价值、情感方面的影响。
巴南大佛(音),应该说当地的民众都是伊斯兰信徒,但是他们讲尽管大佛并不是他们信仰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家乡的象征和记忆,所以现在他们强烈要求复建。但是塔利班当时破坏的也不是没有原由,他们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罪恶,所以要消灭所有的偶像崇拜。
日本的工业遗产又是一个典型案例,申报文本是杀气腾腾的。英国的工业遗产带来的是工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工业遗产,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以首相和国家领导人出面来主持一个申报项目,安倍以首相的名义去申报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头,他强调他们作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特别是他们当中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们的一些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个申遗过程最后韩国代表团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但他们只抓住了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在二战期间使用了大量的韩国的强迫劳工。后来日本承诺说回去之后要在遗产的阐释当中写清楚说用了大量的强迫劳动,但是直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也有深刻教训,文化大部分当中破四旧,道路都要改,清华二校都要拆除。过去由于革命不革命对遗产的认知,原来有延安的“四八”烈士陵园纪念塔,这样一些模糊的认识造成了对遗产保护传承很多的错误认知。
这些我想都不会再发生,但是最严重的是当前面临的社会价值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效应。比如,济南的万人坑,最后和楼盘发生矛盾,楼盘要战胜保护。比如最近发生的淮安周恩来旧居周边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竟然要恢复总理童年读书周边特色街区。也包括商洛大晕死重点保护区被开发商占建瓴设商铺,不懂政治规矩的人,不换脑子就换人。对当前最威胁的是资本和权势。我想,作为古镇保护来说,价值认知首先还是要把历史的脉络和遗迹作为首要的古镇最核心的特色的载体。
晋江有个五店市的经验,上面是改造之前,本来要拆除建高楼,最后保存下来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传统历史建筑,后来又从外面迁了很多历史建筑。有人说原有的东西占70%,后来加30%,我们看上下对比的图片改变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他们把原住民迁走了,现在商业化和观光化更突出,这种保护模式未必是活态遗址古镇的道路。当然在城市当中有一片红砖建筑的展示和传统工业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要结合活态遗产的特点做深入思考和挖掘。
重建问题,现在很多人重建一些已经不存在的历史建筑,或者重新打造一些明代一条街,明清一条街等等,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家经常说不同的问题,有的是重造,完全造新的东西,有的是在恢复的理念下造东西,有的完全是复制或者是仿制,是古代的样式,但是现在的样品。也有修复,就是对遗存进行维修。还有考古遗址,里面没有显现,根据考古研发的成果做的一些展现的措施。还有更新,这里头可能是再现辉煌,这个历史建筑充满了历史沧桑,有人认为很美,有人认为太陈旧,和当前的盛世不符合,所以把琉璃瓦刷新,不该换的都换掉,显得富丽堂皇。还有打造,这些都不是国际上通行的《威尼斯宪章》讲的。为了展示所做的,像以色列的遗址,真实壁画只有5公分,为了保证真实壁画不被触摸和破坏。也包括灾后重建,因为战争的灾害、地震灾害,这些寄托着社区情感、社区生活传统的纪念地,他们希望尽快恢复起来。这是尼泊尔的地震,叙利亚战争的破坏。甚至有人讨论重建的时候,举着人体修复的例子,曾经有个同行和我辩论,你说真实性,爷爷的牙坏了,换个假牙不可以吗?我说那是假牙。他说满口牙换了,爷爷还是爷爷吗?我说爷爷还是爷爷。但是把内脏换了,爷爷就不是爷爷了。
来自以色列的专家同行乔拉,他没有把同行做区别,它有很多复杂的背景。2016年是重建之年,有这么多重大的活动,其中包括加拿大喀麦隆受全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组织的研讨,谈的还是灾后重建的问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理论委员会在年底组织一次会议,把所有今年关于文化遗产重建块做个概括、做个总结,大家有机会去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有可能会在中国召开。
世界遗产保护史的专家说如果重建就意味这建造一个新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复制品,历史不可能倒流,历史的作品不可能再生。我们讲四原,原材料、原结构、原公益、原形制,这是一个悖论,原材料不能是当时的。你那个文物的年龄是2016年建的,你的年龄只能从2014年算起,你的属性风格是仿唐代的建筑,不是唐代的建筑。
这里头有被大家接受的,为了情感接受的,比如华沙的重建、奈良的重建,所有这些重建都是需要我们在古镇保护当中切实重视文化的真实性和减少干预。也有自认为恢复或者“再现”“重生”了历史建筑原物的,这是不准确的。
根据这样不同的重建,将来在古镇的保护当中我想有这么多的建议,对上述不同的行为,一是承认有这种现实,但是一定要对真实性的保护放在首位。能够理解这些基于不同社区情感的起义所采取的重建,要充分的协助基础,可以服务于适当的展示的目的,也可以应用现代技术,要遵循历史文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单位坚决旅游开发和盲目打造的重建。如果是文物保护对象,必须遵守文物保护法,没有的不应该再重建。
关于文化遗产的阐释里头预测未来的趋势,将来是多元的,社区人讲社区故事,梳理历史难点,应对将来的难点和问题,这是将来无尽的话题。做好这些事情,有个好的领导人是非常幸运的,但也太难得了,根本的出路还是强调公众参与、公众监督。
回到世界遗产40周年的基本话题,我们做的一切是不是增进和平,是不是为贫困地区的民众提供了依赖和保障,是不是对环保的未来提供了支撑,传给未来,给世界最大的希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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