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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爱上诗歌是我一生的必然

2018/01/12 作者: 稿源:多彩贵州网

  我需要诗歌,就像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这么多年的浸润,它已经深深地融入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空空,本名赵翔,白族,民革党员,1964年9月出生于贵州纳雍,1985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现为纳雍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1982年于《鸭绿江》发表处女作《窗外的白桦》。先后在《山花》《民族文学》《诗神》《诗歌报月刊》《大河》《绿风》《诗刊》《一行》《贵州作家》《西部》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六百余首(篇)。曾获国内诗奖近三十次。作品被收入《一九八六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选》《2000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诗歌卷》《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诗歌卷》等选集。著有诗集《脸孔与花瓣》《人之高原》《不惑之书》和散文随笔集《酒杯里苍凉的倒影》。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节市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12月,获“贵州十大影响力诗人”称号。

空空

  蒋能:首先,说说你的名字吧,空空——叠名,读起来朗朗上口,诗人叠名很多,如黑黑、多多、非非、朵朵、丫丫等等,空空的诗、黑黑的诗、多多的诗……念起来令人玩味。

  史映红在评论文章《在喧嚣中滤出爱的光芒》中说:空空把目光投向一片空白之地、空净之地,达到“心空”之境。何者为“空”?空者,“大也,高也,远也,静也”。文章认为,你的诗歌具有“大,高,远,静”的境界,这或许正是你笔名空空的一种解释?但据我了解,你的笔名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故事?

  空空:“空空”这个笔名产生于1989年——非常偶然甚至是很随意的一个时段内,一次浪漫夜游中产生的。当初取这个笔名时,并没有过多的考虑,也没有加诸它更深的含义,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空空这个笔名和我本人之间已经水乳交融为一体了,已经很难分清究竟是诗人赵翔成就了“空空”这个笔名,使这个笔名更具活力,更为“显赫”,还是“空空”这个笔名赋予了诗人赵翔更多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就像一个人,如果你从小给他呼一个“绰号”,一旦传开去,你会发现,他长大之后,言谈举止和性格特征会越来越符合这个“绰号”。

《不惑之书》(空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2月)

  对于诗人、作家的笔名,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的解读。当然,这其中肯定存在误读。尤其是“空空”这个笔名,更容易让人陷入“佛”的误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许多朋友常常拿这个开我的玩笑。其实,平心而论,我倒是觉得诗人、评论家映红老弟的解读非常到位,特别符合我的个性特征、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以及对诗歌的态度:平淡生活、真诚做人、安静读书、虔诚写作。

  “空空”这个笔名背后,确实有一段故事:1989年初,首届“总溪河笔会”在维新召开。对于这个笔会,我一无所知,也没有人通知我参会。有一天,我与纳雍饲料厂的一位朋友,也是文学青年的周民喝酒聊天时,不知是谁提到了笔会这事,也记不清是谁提议说,反正没有事,不如我们两个也去维新凑个热闹,耍一耍,见识见识。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了维新,坐进了笔会会场。原则上来说,我们两人不属于正式参会代表,不能说“出席”,顶多算“列席”。

  虽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激情燃烧的文学黄金时代,但因为我大学是在贵阳就读,回到纳雍后又一直处于比较压抑比较隐匿的“蛰居”状态,加之我本人也不是一个“喜欢到处走动”的人,因此,在纳雍一中教书的最初几年,我基本上与毕节地区包括纳雍县的其他各路文学英豪没有接触,更谈不上往来,所以,对于我和周民这两位不速之客或者说“外人”的到来,笔会“主人”们是很不待见的。好在,此次笔会上,我遇到了刚刚从西南民院毕业分配到《毕节报》工作的诗人张培立(阿立),当时,他下乡到维新区参加一年的形势教育活动。我们一见如故,从此成为很好的朋友。可以说,这是我参加这次笔会的最大的收获:阿立为人的热情豪爽,给了我很多的温暖;阿立为诗的机智敏锐,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

  这次笔会上,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一天,各路豪杰纷纷晒出了自己的作品,阿立看后,评价说,你们这帮人中,写得最好的是赵翔。其时,我与阿立还不熟悉,他这样说,完全是基于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和判断,不带任何偏见,也不夹杂一点个人的私心,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另一帮热血沸腾、正处于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大好年华的弟兄们不舒服了:凭什么赵翔的诗写得最好?于是乎他们开始孤立我冷落我,坐桌子吃饭都不同我在一桌。现在每每想起这一幕,我都会觉得很搞笑也很好玩,这里写出来,没有别的意思,无非是为纳雍诗歌界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为纳雍诗歌史增加一些“野趣”而已。因为,历史往往更需要一些当事人亲历的细节来加以充实,这样的“历史”也才会更为鲜活丰满,也才能更真实可信。

  虽然老家在总溪河边,但我出生、成长一直在外地,因为“总溪河笔会”,我第一次漂了总溪河,而且是在一个细雨纷纷、两岸风光迷茫的日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间,我还写了一首《有关总溪河》,可惜底稿遗失了。

  笔会结束后,我和阿立来到了他们位于总溪河边的驻扎点——我老家对岸的猴场街上吴艳林家,在那里同他们一帮前途无量的“未来官员”疯玩了一个星期,天天大酒大肉地吃喝,还在一个苗寨里的一个养蛇专业户家饱餐了一顿蛇肉——龙凤汤,味美无比,至今记忆犹新。这期间,吴艳林高中毕业回到了家里。缘于上天的安排,阿立与艳林,这两个命中的情人终于相遇了——少男少女,一见钟情。我到来时,他们的恋爱正谈得如火如荼,当然,更多的还是青春少年的纯情,是朦胧年华的神秘。毫无疑问,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电灯泡”,也有幸见证了他们当年的美好爱情。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我们三人到河边的沙滩上散步,月光下的少女吴艳林,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衣袂飘飘,犹如仙女下凡,美丽至极。此情此景,不禁触发了我内心的隐痛:我想起了另一个美丽的少女,同样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同样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在县城的烈士墓旁,她与我分手了,她离去的背影衣袂飘飘,在如水的月光中渐去渐远,而我眼里的泪珠,如冰凉的星星凄然滑落……

  那个夜晚,沙滩银白明亮,河面空寂辽阔,远处,一艘小船漂在河面上。看着空空荡荡的河上漂着的小木船,三个文学青年酝酿起了未来的笔名:空空荡荡,橹橹桨桨。我是空空,阿立是荡荡,艳林是橹橹,而桨桨,留给我未来的女友。记得当初定下这些笔名时,大家都很激动,我甚至大言不惭地对阿立他们说,要让“空空”这个笔名走向全国。后来,阿立和艳林都没有坚持使用“荡荡”与“橹橹”这两个笔名,倒是我的“空空”一直沿用至今。也许,是天意吧。时光流转,如今,艳林已经离去多年,穿着她那身白色的连衣裙,衣袂飘飘,如流落民间的天使,又重新返回她的无忧无虑的天堂……

  蒋能:空空、荡荡,橹橹、桨桨,一场诗意的邂逅,一段美妙的感情,惜诗人吴艳林英年早逝,“空空荡荡,橹橹桨桨”定格为故事,而“空空”则如一种宿命,伴着你的诗人生活。

  王明贵说:“在市场经济大气候的笼罩下保持一方爱的纯净天空,这是空空诗歌的一个明亮窗口。因为心怀这样一种深深的爱,使他在困顿的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和平静的尊严,使他在纷繁复杂错乱颠倒的社会关系中能够‘忠于诗歌和良心’”。

  “诗歌,她让我向着天堂飞翔时,也迅速地向着地狱坠落。”(《短章》)“这把剑/悬在我的头上/已经很久了/我的肉体置于这把剑之下/我的灵魂置于这把剑之下/我的痛苦/我的欢乐/我的诗歌/我的岁月/在咄咄逼人的剑锋之下/……”(《悬在头顶的剑》)“人活着时/仅靠一根根骨头/支撑着躯体和灵魂/站立在世上/人死后/还得靠一根根骨头/证明自己/曾经活在世人”(《骨头》)

  凭借个体经验,你如何看待诗歌之于人生的“得”与“失”?是一把什么样的“剑”,让诗人生活得如此艰辛?你如何理解诗歌精神?在当下,诗歌或诗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空空:一般来说,来自于长辈、来自于传统的经验都会告诉我们:人生有得必有失。事实上也是如此,人生难得十全十美,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尤其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来说,你选择了诗歌,你坚守了诗歌精神,那么,你在人世的生活将更为艰难、更不容易。因为,你的“精神的坚守”与“物质的坚硬”,你的“灵魂的自由、纯洁、独立、高贵”与“世俗的羁绊、污浊、冷漠、卑劣”形成的对立是异常尖锐和剧烈的,换句话说,你与生活和解、对世俗妥协的概率几近于零。当然,对于那些打着诗的旗号干着非诗之事的所谓诗人,那些到处招摇撞骗、投机钻营、哗众取宠的伪诗人、假诗人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在“诗歌”,而在“生活”,不在“精神”而在“物质”。

  就我个人而言,在物质方面从来就没有过多的欲望和更高的奢求,能够活下去就很不错了。对于钱财和仕途这些身外之物,我向来看得比较淡。相反,我可能过分的重视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最高梦想应该是自由。精神不自由,一切享受包括物质的享受都是没有意义的。能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干自己想干的事——看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一句话,能够自由地阅读、写作、思考、梦想,平平静静地过日子,这是最好的。

纳雍县“总溪河笔会”纪念(1989年5月27日)

  我一向把诗歌看得很高很重,它已经深深地融入我的血液并牢牢地支撑着我的生命。因为把诗歌看得很高很重,所以我很珍视手里的这支笔,尽管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生活得很清苦很困厄,但我都从不滥用这支笔,用它去捞取一丝一毫好处,至少到今天,我还能挺着胸膛说,我从未在权贵和金钱面前低下过高贵的头颅。

  我特别佩服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四十年代前苏联那些在大清洗中忍辱负重的知识分子,那些优秀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为了保持住灵魂的自由、纯洁和人格的独立、尊严与高贵,他们在灾难降临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流放和死亡。如此高贵的品质和气节,堪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令我们永远心存敬畏并深深反思。

  任何时候,诗歌都要给人以温暖、以力量、以方向。而在当下这个喧哗骚动的拜金主义时代,诗人更应该是一个人类灵魂的守护者,“像一面荒野里的旗帜,被风吹动,被远处寂寞的村庄眺望!”(空空《青春》)

  蒋能:“民大现象”一直是当代贵州文学的重点话题,而“民大现象”又以散文诗和诗歌尤为显著,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贵州十大影响力诗人”名单上看,出自“民大”的诗人就有三位,即徐成淼,赵卫峰和你。可以说,贵州民族大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诗人、作家,延绵不断,成为贵州文化的先锋队或主力军。

  对于“民大现象”的形成原因,我听到一种很有趣味的说法:因为民大的校园没有围墙!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作为81级“民大”校友,你在“民大”读书期间,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民大现象”对你一生的诗写产生过什么影响?

  空空:三十年来,贵州民族大学为贵州文坛贡献了大批优秀的诗人、作家,其中许多是我的同学、朋友,也有部分是我的老师,比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贵州十大影响力诗人”中,徐成淼就是我的老师,曾经有一位诗友常常跟我开玩笑说,贵州省作家协会应该成立一个“贵州民大分会”,就请徐成淼老师当主席。

  “民大现象”的产生有许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形成了深厚丰沛的文学传统,而这个传统起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得益于“文革”后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得益于八十年代初的轰轰烈烈的文学浪潮,同时,也与贵州民族大学本身的性质和特色分不开:首先,它是一所民族院校,学生中少数民族居多,且大都来自偏远的大山里,原始而野性,粗犷而豪迈,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民族气质浓郁淳朴,民族心态热烈开放;其次,当年的贵州民族大学正处于恢复重建阶段,开山放炮,修房造屋,整个一大工地,没有围墙,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晚上不兴熄灯,不会有人查房,可以到附近小酒馆去喝酒,可以躲在蚊帐里熬夜看书,环境相对宽松自由,再加上彼时民大校园内集中了一大批比较优秀的青年诗人,包括中文系的龙建刚、王家鸿、孟维佳、王明贵、龙耀江等,数学系的王强、张凯、张华、周兴国等,以及进修班的李泽华等,不断的融合、交流、碰撞之后,贵州民大就逐步发展成了贵州高校的诗歌中心,包括贵大、贵阳师院、各地师专以及社会上的诗歌爱好者如陈绍陟、黄相荣、王军、王刚、薛德云、吴若海、张久运(张景)、张玲、孙佛海等等,都成群结队地涌向民大,一时间热闹非凡,盛况空前,形成了浓厚的诗歌氛围和肥沃的诗歌土壤,从此,一代代诗人层出不穷……

  作为贵州民大的学生,读书期间有许多事令人难忘,尤以下列几件为甚:其一,因为当年交通不便,到省城的路途就显得遥远而艰难。我第一次去贵阳上学时,乘坐一辆省食品公司到姑开拉猪的“解放牌”汽车,我同驾驶员坐驾驶室,车厢里则装满了猪;车况不好,路况不好,又是重车,车速奇慢,走老贵毕路,头天晚上歇大方响水,第二天下午才到贵阳,真是苦不堪言!这种拉猪车,我后来又坐过一次。其二,我考取民大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块125元钱的上海表,在当时,这块表绝对是高档产品,戴了两年后,我把它转卖给了同寝室的一位同学,所得七十元钱全部换成了书。其三,有一段时间,全国开展所谓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运动,波及到大学校园,形势相当紧张;而我们这批校园诗人,大都是长头发喇叭裤高跟鞋,所谓奇装异服、自由散漫的一帮人,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大家私下议论时,都作好了退学的思想准备。其四,大概是1985年初,开学不久,铜仁的诗人薛德云(后来叫马贼)流浪到了贵州民大(诗人黄翔先生介绍来的),找到了我和王强,在我的寝室里住了半个月,包括贵大的张久运、张玲、吴若海等人都经常过来一起玩;有一天晚上喝酒后与干训部的同学打了一架,薛德云因为是社会闲散人员,被迫离开了学校,我们则分别受到了不同的处分。之后,薛德云继续流浪到了成都,不久从成都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信,说他遇到了四川外语学院的张枣,如何如何了得……云云。

  我自幼读书成绩一直都很好,到县城读中学,都是在尖子班,理科虽然也学得不错,但我从小就喜欢文学,高中时更是到了痴迷、发狂的程度,选择学文科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让我倍感骄傲的是,学生时代,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遗憾的是,成绩优异的我,高考发挥失常,一脚不慎,把自己踢进了档次不高的贵州民大的校门。说实在的,当年我非常恼恨自己,伤心至极。但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却不再后悔,甚至暗自庆幸:“正是在那个依山而筑的学府中,在那种相对自由、宽松的独特的环境和氛围中,我染上了一种千年绝症——一种对诗歌的宗教信徒般的虔诚和激情!这种病一经患上,便不可救药。唯一的办法就是任其病入膏肓。”(空空《小城:诗人随想录》)

  蒋能:2001年,我在纳雍读高中,县教育局对面一家“丑石书店”卖有你的折叠诗集《黑暗的泅渡者》(《诗神》杂志1995年11月编辑出版),我细细品读,《八月,还乡》至今难忘,每重读一遍,就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及精神享受,诗歌的语言简洁而不简单,平淡的表达蕴含饱满的诗情。

  有人认为,写诗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没有技巧到有技巧,再到没有技巧,正如“看山、看水”的三种人生境界,最后的“没有技巧”实为大技巧。《八月,还乡》正是这样一首技巧隐匿,情感流露的诗歌。请你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及过程。

  空空:《八月,还乡》大概写于1990年或1991年,是我比较满意读者也认可的一首抒情诗,可视为我的抒情短诗代表作。这首诗是写给我大学时代的朋友、数学系出身的诗人王强的,当年高考时,王强的数学分数全班第一,后来爱上了诗歌,进而彻底背叛了数学专业,更厉害的是,大学毕业分到了老家罗甸县经委工作,仅仅上了一个月班后,他便永远离职出走了,从此浪迹天涯……成了“远方的朋友,流浪的诗人”!

  此诗最早发表于美国纽约的华文诗刊《一行》上,据王强说,黄翔、黑大春等诗人看过后,认为是《一行》第15期中的佳作,并向他打听“空空”是谁。遗憾的是,因为当年情况特殊(《一行》的样刊发放是由海内外诗人接力传递),加之信息不畅,我一直未收到样刊。这首诗后来获“1993诗神杯全国诗大赛”优秀作品奖,与《村庄》一起刊载于《诗神》1993年第7—8期合刊。当然,最让我感动的是,一次到毕节出差,有位初识的圈外朋友,居然对我提起这首诗,并随口背出了其中的两句:“她弯腰汲水的侧影,使我想背走那口唯一的井。”他还要求我手抄全诗送给他。能够有读者记住自己的诗,这是一个诗人最大的幸福和荣耀。这首诗好在本真、纯粹,有自然的抒情的韵味和不俗的格调,同时散发出一种人性的光辉。诚如你所言:“‘没有技巧’实为大技巧。”这应该是每一个诗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黑暗的泅渡者》是《诗神》杂志1995年11月编辑出版的一套折叠诗辑丛书中的一本,收录了我的部分比较好的抒情诗,《八月,还乡》是其中的一首。1998年,《诗神》杂志第一期编发了一个“折叠诗辑选粹”栏目,其中就选了我的五首诗,并且是作为栏目的开篇作品,编后记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在编辑折叠诗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优秀的青年诗人。”整个九十年代,《诗神》一直对我非常关照,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这让我至今感念于心,不敢忘怀。

  蒋能:我从你的文化简历来看,1985年,你从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后,随即回老家纳雍参加工作,直到如今。很多纳雍年轻诗人,包括我,在外面众多的诗歌交流活动中,人家都问过:你是纳雍人,你认识空空吗?在我的感觉中,一直以来,你生活在纳雍处于一种隐忍的写作状态?给人一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感觉,面对这一份常年的“隐忍”,我不知是该振奋还是伤心?而你,独居纳雍小城,如一首诗一样孤傲地生活着!

  在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却很少看到你在网络上“行动”或者在公开媒体上发表,你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或写作状态?

  空空:是的,1985年从贵州民大出来后,我就回到了纳雍,回到了母校纳雍一中任教。我在一中的工作时间是五年,但实际上我只上过三年课,教过三个班。因为想找一个相对清闲的单位专心搞创作,同时也为了不误人子弟,1990年10月,我调到了县文化馆,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行当,但也是沾文化气息的单位,这27年也基本上算是专业创作了。

  文学是我从小的至爱,爱上诗歌是我一生的必然。我需要诗歌,就像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这么多年的浸润,它已经深深地融入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写诗不是我谋生的手段,于我纯属是听从内心的召唤,是发自肺腑的想写、要写,我也从来不想通过诗歌获取什么,因此,我觉得,只要我还能写,就会写一辈子,除非我自己写不出诗来。如果哪一天,我再也写不出一句诗来,我仍然不会放弃诗歌,我仍然要继续阅读诗歌,关注诗歌。

  除了个别朋友约稿外,最近十年我基本上不投稿了,发表与否对我已经没有影响了,而且我现在写得比较少,一年也就二三十首吧。其实,不只是对文学,即使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也一向是看得开看得透的淡然之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一点欲望都没有了,我还想用几年时间好好写一些诗,出本好诗集去参评“骏马奖”;哪一天封笔之后,好好精选一本《空空诗歌》出版,作为一生热爱诗歌献身诗歌的纪念,能否流传下去,就顺其自然了……

  看来,我这一生就这样定夺了,最好能够像你说的那样:“独居纳雍小城,如一首诗一样孤傲地生活着!”

  蒋能:你是何时开始诗歌写作的?最初是什么人或事激发了你的对诗歌的爱好?

  空空:我从小喜欢看书,尤其迷恋小说,由此爱上了文学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细细想来,我开始最初的诗歌写作练习,应该是高中时代,大概在1979年或1980年时。当时我正大量接触到唐诗宋词元曲,不断地抄录、背诵,之后便开始信笔涂鸦,写了一些所谓的五言或七言的旧体诗,甚至还填了一些词,当然是仿写。高中二年级时,我得到了一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令我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外国诗人的作品,我用了一本笔记本抄录下其中所有的抒情诗,至今还完好的保存着。从此,我开始偷偷摸摸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最早的新诗作品。最初的创作灵感肯定来自于青春的迷茫、忧伤,成长的困惑和朦胧的情愫,以及离开父母在县城求学时的艰辛和无奈……

  当然,真正的诗歌创作应该是进入大学中文系后。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82年第八期《鸭绿江》上,诗题为《窗外的白桦》,那时,我刚好上了一年的大学。这首诗现在看来肯定很幼稚,它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习作,但在当时,却让我激动万分,也让我的同学们投来了艳羡的目光,它坚定了我成为一个诗人的信心。

  蒋能:纳雍报记者张志对我的《蒋能:一首诗的疯狂》专访时,我说,纳雍诗歌经历了繁荣到隐忍,隐忍到突变的发展过程。谈及纳雍诗歌,我想,你才是最佳发言人,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纳雍这片土地,也没有离开过诗歌,那么,你如何看待纳雍的诗歌?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纳雍诗人说几句勉励的话?

  空空:关于纳雍诗歌和诗乡纳雍,《诗歌的梦想与诗乡的荣光——纳雍诗歌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一文已经有所阐述,这里就不再多言。

  对于年轻的纳雍诗人,我有几点写作之外的忠告:一、除了天赋外,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真诚的人。只有真诚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二、所谓诗人,就是用诗歌说话的人。那些戴着诗人的帽子在世上到处奔走、招摇撞骗的人,是最先失踪的“诗人”,因为诗歌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三、永远记住里尔克的话:“挺住意味着一切!”

  蒋能: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空空:至于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议,已经在不同的场合提得太多了,比如出作品出人才、设立纳雍县文艺奖、为纳雍诗人出书、继续定期召开总溪河笔会、在公共场所展示纳雍诗人和纳雍诗歌的成就等等,这里就不再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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