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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贵:诗歌精神是文学抒情表意的主要形式

2018/01/12 作者:蒋能 稿源:多彩贵州网

  诗歌精神是文学抒情表意的主要形式,是人类追求高尚品位、坚持精神卓越的一种信仰,人人皆有之,而未必人人皆能之,但人人皆求之。这也是文学不可能灭亡的根本所在。

  王明贵,男,彝族,彝名奥吉戈卡, 1966年6月2日出生于贵州省纳雍县。1985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2年结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现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院长。贵州省第七批省管专家、毕节市第四批市管专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彝学会副会长、贵州省人类学学会副会长、贵州作家协会会员、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贵州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员。

王明贵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已经发表论文100多篇,发表诗词、小说等500多件。先后出版、发表著作15部,参加5部辞书的撰写。参加国际学术会议6次,国内学术会议30多次。主持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多项,参加国家级课题3项。获贵州省文艺奖、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20多项,2017年获评“黔灵学者”。成果被选载入《彝族文学史》《主体转型与学术拓展——彝学研究六十年》等多种史书、名录和选集,部分被地方党委、政府采纳。担任纳雍县民宗局长时,单位工作被贵州省委表彰,并被推荐国务院表彰;1995年和2003年两次被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受到表彰。成果和主要学术贡献被《中国民族报》《贵州民族报》《毕节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蒋能:据我了解,你的老家以角,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总会产生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请你谈谈自己的年少生活,哪些人或事影响过你的成长?

  王明贵:以角就是彝语,意思是河湾。这里古代时期是水西家的一个土目的封地。民国时期,以角土目安庆吾还担任过摆打龙场的区长。他在任期间,动员和组织了一批彝族、苗族、汉族学生到重庆边民学校学习,曾经享誉一时。他中年丧独子,写了一组名为《哭子词》的诗歌,抒写他痛失独子的悲伤之情,十分感人。他家的祖坟上曾经有一副对联,叫做“阿勒揖首尊罗甸,以角回眸拜水西”(我可能记得不太准确),写的是他家是罗甸国王的后裔,是水西的支脉。水西政权从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受封为罗甸国王建立中央认可的政权,到清朝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完全“改土归流”,以家族世袭的形式把一个政权延续了1474年,在世界政权史上都是个奇迹。其区域内的历史文化是非常丰厚的,以角也不例外。民国时期的以角小学,称为“国立以角民族小学”,后来变成省立,后来逐渐变成了乡管。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许多人才,都是以角小学毕业的。以角还是著名的稻米“五里香”的产地,当年稻花开放的时节,整个以角河流域上下几十里,都溢满了稻米的香气,这是最为醉人的记忆了。以角还是纳雍烤土酒烤得最好的两个地方之一,就是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时候也没有割掉。我们小的时候跟随大人到以角街上赶场,土目安庆吾家的连成一排的大木房很是气派,就像大雁展开的两排翅膀。左边一排大木房院坝前面的土坎上,有一棵大簸箕粗的老桂花树,八月桂花的芬芳夹杂着稻花的醇香,那就是最美好的乡愁了。

  我小时候过的是山野少年的散漫生活,无拘无束。读书课业不重,小学低年级在村里安兴学老师家读,我们安老师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我们玩的皮球都是他带我们去拣包谷崽卖了买来的。他家园子里有一棵老杏子树,杏子熟了的时候,谁先做完作业,都可以去摘杏子吃。后来又到王明忠老师家读,和家里只隔着一条沟。五年级的时候是到黄家屯小学读,要走五里多路去上学,爬两个山丫口,路上花的时间多。早上九点上课,下午三点半放学,中午不吃饭,放学后吃了饭就去割草、打猪草,干农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有时候时间用得长一些,我妈嫌费煤油,催赶快睡觉。我没有上过正式的初中,是在黄家屯小学戴帽初中班毕业,1979年考到纳雍一中去读的两年制高中。

  小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玩具,和寨子里的小朋友自己造木轮车来玩,砍陀螺来铲,做磨磨秋来甩,或者玩老虎抱蛋、抖老蛇皮、抱腰、打毛蛋、甩皮风,还有漉鱼、照石蚌、烧蜂子、捅黄蟮、追野鸡、摸雀蛋,等等,一切自力更生,自娱自乐,乐趣多多。有时候也打架,和同学打,寨子之间打群架,等等,整个学生时期,我只是读高中的两年没有打过架,甚至工作了都还打架。我也没有记住过多少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最有印象的就是《支嘎阿鲁撵山》,讲故事的老辈人还特别强调支嘎阿鲁就是秦始皇,现在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比起现在的孩子,我们有时候吃不饱饭,穿无好衣,但是生活丰富多彩,精神富足,非常快乐!

  我父亲在煤炭部九十四处(水城黄土坡)上班,他回家来时给我们说火车有一两里路长,是睡在地上跑;电视机只有一块方帕(手巾)那么大,放在家里就跟演电影一样;城里的房子里面有厕所等等,觉得无法想象。那时候想,长大了能像父亲一样去当工人,天天有馒头和大米饭吃,可以坐上火车,看到电视,就是最好的生活了!所以我参加高考那年,父亲并没有操什么心,他都替我想好了:如果考不上大学,要么送我去当兵,要么想办法招我到煤矿上去当矿工。

  我小时候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什么“三国”“西游”“水浒”“红楼”之类的读物。家中有一本《深山愚公》,是写先进人物的通讯,不知读了多少遍。初中时同学有一部《水浒传》,拿来看过几段,觉得这就是天下最好的书了。后来我父亲给我在纳雍师范读书的幺叔买来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就天天拿来看。有一年纳雍老场有两个人到我们村里照相,快完活时我才发现他们有一本《格林童话集》,给他们要来只看了一两个童话,他们就带走了,让我遗憾不已。我考高中那年是到阳长中学去考,我妈给我的钱没有用完,就在阳长供销社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一本是萧建亨的《密林虎踪》,这就是我拥有的最早的书籍,直到现在都还留着。老舍的笔力真是了得,我记得他写天气酷热:“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就像下了火。”别人写天下雨,他写天“下火”,看看,何等厉害!

  蒋能:2017年9月29日,《贵州日报》刊登文章《“民大现象”:以文化自觉的名义》,陈玉平、蓝东兴、徐成淼、范昭平、喻子涵、赵卫峰6位“民大人”针对“民大现象”阐述了各自观点。喻子涵认为,贵州民族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开放式的综合性大学,它有着民族大融合的优势与激情,有着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与浸润。在这座开放的、诗意浪漫的校园里,“野性”与文明共存,气质与性格多样,一批批有个性、有梦想、有创造精神的优秀写作人才,熔炼成钢,脱颖而出。

  你作为81级民大校友,踏入民大即开始诗歌创作,读书期间,还与同学创办了《心桥》诗社,创作了《赞奢香》等重要诗歌。“民大”期间,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民大现象”对你一生的诗写产生过什么影响?

  王明贵: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民大有两个校区,龙洞堡一个,政治系的在那边;花溪一个,在董家堰,中文系和数学系。明说三个系,实际才有7个班。全校只有1个教授。我们中文系在董家堰这边,基本还是一片荒野,蒿枝杆比人高,学校正在建设中,跟农村区别不大。开学第一天,还要从楼上到楼下的工地上打水洗脸。宿舍在铁二局一处机关旁边的山坡上,第一个学期,要走路到花溪河边大桥下面油毡竹棚里来上课,下雨的时候路上泥泞不堪,有家长笑说这还不如农村的一所小学。第二个学期搬到花坡的一个车库二层楼上上课,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春游秋游不用走远,抬脚出门就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铁路旁边的松林里,就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到花溪河里游泳,也是同学们的一大享受。没有资料室,借书的时候,第一个星期在花溪校区写好借书单,老师收集好,第二个星期才从龙洞堡校区把书拉过来。不过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那种朝气蓬勃、努力拼搏的气氛,那种你追我赶、奋勇向前态势,让人精神振奋、勇往直前。

  读了四年大学,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像没有吃饱过,刚刚吃完一顿,不久就饿了,我在大学期间还在长个子,毕业的时候人还是很瘦的瘦高挑。不过我们班给全校留下的印象,可能是“红黑走极端”:入党的人多,有20多个,挨处分的人也多,有10多个。中文系81级的历史,很红,也很黑!不过没有人犯政治方面的错误!

  当年还没有“民大现象”一说,但是民大在创作上已经很有名气,因为大家都是这一现象的创建人、参与者。我们中文系77级那一泼师兄师姐们很厉害,生活经历丰富,读书像蜜蜂采蜜一样痴迷,粘着就下不来,创作在全国都很有名气,经常获奖。我们80级、81级的也很有才,当时贵州“八大院校”搞创作比赛,往往都是拔头筹的主。比如赵翔(空空)、王家鸿、龙建刚写诗,陶文彩写散文,孔祥君、王厚虎写字,都很厉害。我自己还用古文写过作业。一个班的人办一期墙报,搞一次书法展,弄一次演出,往往被外边的人认为是全校的代表作。不是“民大现象”影响了我们,是我们共同开创了“民大现象”,影响了后来的师弟师妹们。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崇尚文学,羡慕作家,这种风气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蒋能:1985年,你毕业分配到纳雍一中任教,与空空等人合作成立了“望舒文学社”,主编文学刊物《雍风》《小桥》,并组织了大量文学活动。影响空前,纳雍继而成立了“奢香文学社”“绿芽文学社”“黄果树文学社”等社团,推动了地方文学创作的进步,特别是诗歌创作的繁荣。1986年至1988年,你创作了大量诗歌,后来结集为《修爱莲花》公开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为你的诗集《修爱莲花》题词:“一切生命都因为爱而美好!”

  你不管是早期创办文学社、主编刊物,还是后来进行大量诗歌创作,直到再后来的彝学研究,无时不呈现一个文化人的自觉与自信,责任与担当。你不管是任高中教师、政府办公室秘书,还是副乡长、乡长、局长、县人大副主任、地委政研室副主任,直到再后来的彝学院院长,诗歌创作始终贯穿全部过程。你如何理解“诗歌精神”或者“文学精神”,诗歌或文学对你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王明贵:诗歌对于我来说,确实是相伴一生。新诗集《修爱莲花》出版之后,我又出版了古诗词《新松韵语》,现在第三本诗集《云上的故乡》去年已经交付出版社,今年就能出版。年前,还受委托完成了3000多行的“彝文新史诗”《海雀青松谱》。《修爱莲花》中的单篇诗歌获过奖,整本诗集也获得了毕节地区首届文艺奖。关于诗歌和我,开始的时候因为专业原因,读诗、写诗都很卖力,后来自然就转变成为一种表达的方式,抒情写意的需求。现在微信、微博都很方便,也成了写诗发诗的工具,促成诗歌走向大众,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写诗。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采用美好的形式表达自己意欲的潜能,而诗歌是其中最为方便的一种文体。语言的魅力是无限的,诗歌是其中的精华。所谓“诗歌精神”,实际上是人类表达和展现美好意欲的本质要求。有的人学习和运用得好一些,成为诗人,有的人在某个阶段表现较好,其他时间就抛开了。诗歌精神是文学抒情表意的主要形式,是人类追求高尚品位、坚持精神卓越的一种信仰,人人皆有之,而未必人人皆能之,但人人皆求之。这也是文学不可能灭亡的根本所在。

  诗歌或文学,过去对我来说是所学的专业,现在对我来说是从事的职业。这样讲好像比较俗气,但事实如此,现在我所从事的,主要就是文学研究。多年以前出版了《彝族三段诗研究》(二卷)、《彝族传统诗歌研究》,独立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彝语诗歌格律研究》并已经出版专著,几年前合作编写了近100万字的《黔西北文学史》(二卷),2017年出版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50万字的《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主编出版60多万字的《贵州彝族文学史》(二卷)。现在手上的2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参加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都与文学相关。此生我可能就在文学研究这个圈子里面转悠了,它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职业。身在大学,未能免俗,我免不了也参加评选各种荣誉称号之类,这几年接连评选上毕节市“市管专家”、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黔灵学者”等,这些并不是我孜孜以求的东西,然而功到自然成,也许就是因为文学研究成了我的主业、事业,从来没有放弃的缘故。

  蒋能:从1988年起,你的创作方向主要转向对彝族文学的研究,在我的印象中,你对彝族“三段诗”的研究成果,达到了空前高度。你在担任纳雍县民宗局局长期间,单位工作得到贵州省委表彰、并推荐国务院表彰,你个人1995年和2003年两次被中共毕节市委、毕节地区行署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你不仅研究彝族,还研究苗族等民族文化,在你看来,纳雍在地域文化方面,还存在哪些可圈可点的内容?

  王明贵:《彝族三段诗研究》这个成果,出于当时要解决一个理论问题而做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贵州发现了一系列彝族古代文艺理论,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大家欢欣鼓舞,大力推介,认为这是继《论傣族诗歌》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重大发现。但是学术界也有怀疑的声音:诗歌理论都出来了,诗歌作品在哪儿?除了理论里的诗歌,确实还没有人对彝族古代诗歌作过系统整理。但是把所有的彝文诗歌整理出来,一个是条件不允许,二个是仍然证明不了理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是我借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是从研究商品入手的方法,采取只搜集和研究彝族三段诗的方式,从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论述、彝族三段诗的格律分析与理论实证、产生彝族三段诗的文化、哲学背景几个方面弄清相关问题,同时出版了一卷三段诗的“诗选”。这部专著把“理论篇”和“诗选篇”一起出版,澄清了学术界对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误解,证明了理论的真实性问题。当时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余宏模先生对我慨叹:“你的这部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用现在比较潮的语言来说,这部书是“问题导向”的结果,后来获得了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现在学术对这部书还是称道不已,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还把它指定为文学人类学博士生的必读参考书。前年在大方遇到一个云南诗人,他说,看了这本书后,以前写的诗都不能叫(彝族)诗歌了。当然,这是他谦虚的说法。

  纳雍现在还有贵州宣慰使后期居住的府第遗址等许多历史文化遗迹,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它们像矿产资源一样宝贵,但是没有开发利用好。“滚山珠”等苗族文化也没有开发利用好。铁路通了,高速公路通了,飞机场也不远,这些东西都是会涨价的。毕节是国家《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的核心区,也是贵州省发展彝族文化产业的规划区,文化产业这篇大文章才刚刚开笔,精彩的内容还多得很,其经济潜力与文化内涵,都大有可为,美好的风景还在后头!

  蒋能:在“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纳雍县新年诗会上,你说,诗歌作品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协调统一,有时候,思想的深刻比艺术的表达重要得多。手法是“形”,思想是“灵”,这一观点,在你的诗歌文本上得到的印证,你的诗歌简洁明快,出语自然,丝毫没有半点雕琢的迹象,以“情”为首,顺其成诗。

  诗人江湖海对我的一次访谈中,我曾呼吁诗人们要向民间、民歌、民谣学习,你的诗写风格是否受到过彝族“三段诗”的影响?

  王明贵:彝族历史文化对我的浸润是天然的,从小说彝话,听彝歌,习彝礼,见彝书,知彝事。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彝人,整个公社、整个乡大多数都是彝人,这是一个天然的历史的彝族文化圣地。前面说到的“彝文新史诗”《海雀青松谱》,省里要求的就是要用彝文五言诗歌的形式,来抒写优秀彝族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的事迹,在创作的文本里面,其中就有一些地方采用了彝族三段诗的写法。

  不过要说我写的诗歌受彝族三段诗的影响,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新诗的表现方法,与传统诗歌包括彝族三段诗的表现方法不一样,即使形式上有一些学习和借鉴,也是很少的。除非是创作彝文诗歌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影响。

  蒋能:你如何看待纳雍的诗歌?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纳雍诗人说几句勉励的话?

  王明贵:几年前,我在《诗歌现象构建的文学力量》这篇文章中,对纳雍的诗歌和诗人有过一个评价,现在看来也还没有过时。2017年贵州省评选的各种“十大诗人”的结果,也印证了我的看法。纳雍诗人入选的,有空空、王家洋、徐源、朱永富、蒋能等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一支重大力量。可见纳雍诗歌历史积淀厚实,传承连续不断,年轻一代诗人在贵州诗坛同样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对纳雍诗歌的未来十分看好。

  “诗乡纳雍”已经有三十年多鼐历史,提出建设“诗乡纳雍”却是去年的事情,可见以前都是在自发阶段。在总溪河诗会上我提出,“诗乡纳雍”的提出,是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折点,可以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纳雍诗歌的建设和发展。然而诗歌创作、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外部力量的支持固然重要,砥砺、自洽的境遇可能更为重要。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个中哲理,值得深思。

  我十分欢迎和支持建设“诗乡纳雍”,希望把它完善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固定的年会形式。我也希望年轻的诗人们,独立创作,相互切磋,把诗歌引向更有深度、更有品位的境界。明天的纳雍诗歌,将更美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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