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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方:只有诗歌才是我永恒的精神家园

2018/01/12 作者:蒋能 稿源:多彩贵州网

  沉默十多年后,我又“重返诗坛”,对诗歌还是割舍不下,感觉只有诗歌才是我永恒的精神家园。

  姜方,汉族,1966年4月出生于纳雍居仁路尾坝。80年代开始习诗,先后在《飞天》《山花》《绿风》《星星》《诗林》《中国校园文学》《淮风》《广西文学》《贵州作家》《上海诗人》《北京文学》等省内外文学刊物发表诗歌200余首。有诗文获过奖,并入选多家选本。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教师,现供职于纳雍二中。

  蒋能:“我把大块的阳光抛给我的学生/把小块的爱分给我的诗歌/将最小的时间碎片交给母亲打包/……做到弹无虚发,颗粒归仓/这样,我就是一个生活的富翁”(《分一些时间给母亲》)。纳雍是你的故乡,你生于斯,长于斯,且把青春奉献于这片热土。我阅读你的诗歌,感觉特别实在。你的诗写真诚、朴实,有饱满的诗意,语言平实、出奇,有以小见大的表达力。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些诗作?你认为一首好诗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请你谈谈自己的诗观?

  姜方:你过奖了,我的诗没你说的那么好。《分一些时间给母亲》是系列组诗“母亲”中的一首,连同《晚年的母亲》《我知道》《午后》《请母亲吃一次馆子》等都是近年写的,曾先后刊发《绿风》《上海诗人》《淮风》等诗歌刊物。90年代,我写了不少乡土诗,如《倾听果实》《盛满鸟声的脚窝》《苦荞》《连枷一响》《镰》等。教育诗方面,如《烛》《独自在校园漫步》《一生的幸福》《一棵树》《一个人》等。写五彩人生方面的,如《小城搬运工》《行道树下》《学会这样生活》《好好生活,好好爱》《水》等。

  上述列举的诗,是我最喜欢的(这里没考虑读者是否喜欢的因素),自认为较“成熟”的作品,是我生命与情感的结晶。

  一首好诗应具备什么条件?窃以为,语言和思想情感是必需的,二者缺一不可。语言是载体,思想情感是诗歌的灵魂。诗歌的语言、结构、节奏等都属于表达技巧的范畴。没有表达特色的诗,就会缺少诗美。比如同一首外国诗,不同的人翻译,其汉语表达是不同的,读者的“感觉”也就不同。语言表达是为思想情感服务的,一首诗,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或浓郁的情感,再华丽的辞藻也味同嚼蜡。所以一首好诗,语言和思想情感二者必须统一。

  说到诗观,我没有什么高论。关于写诗,我主张有感而发,摒弃无病呻吟,牵强写作。主张短小精悍,力避冗长;主张诗歌有一定的节奏,能读成诵;取材上与生活紧密联系,与草根生活“接地气”。思想、艺术力求二者兼顾。一首诗的写作过程,应该像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从孕育到分娩的过程,这其间有兴奋、有惊喜、有阵痛。诗人对生活的顿悟与睿智是诗歌孕育的基础,对诗歌整体节奏的创造及对语言的驾驭和雕刻,是诗歌生命力的关键。真正有生命力的好诗,应该是根植于生活的土壤,受孕于大地的子宫,并伴有诗人的灵性和生命。一首诗的诞生,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即使是一粒阳光、一片树叶……也应掷地有声!

  蒋能:你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开始诗歌创作的?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写诗?主要进行哪些题材的诗歌创作?发表、出版了哪些作品?

  姜方:我写诗是30多年前的事了,但还说不到“大器晚成”的一类。从80年代开始,前前后后写了数百首,在省内外几十家文学刊物发表过200余首。

  自小我喜欢上学,但接触文学的时间较晚。童年,我生活的路尾村比较闭塞边远,教我的小学老师都是百分百的民办教师;我的父母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目不识丁的祖辈也没有什么藏书。确切地说,我是在16岁进纳雍师范后才接触文学的。我写诗,一是受文学艺术的熏陶,二是受当年陈金平、陈俊龙等文学爱好者的影响。那时我在纳雍新华书店偶然买到的《诗的技巧》一书帮了我很大的忙,它让我知道什么是灵感、通感、矛盾修饰等诗歌写作手法,为我的诗歌写作奠定了基础。

  写诗需要灵感,简单地说灵感就是“感悟”。诗人对生活的感悟一旦形成自觉的行为,灵感就会随时莅临。我写诗,大多是从“诗眼”开始的。每每有一两个富有诗意的好句子,我就及时“逮住”,写在本子上,待冷静下来后再谋篇布局成诗,其间经历了反复吟诵与修改的过程。

  1989-1995年,是我写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诗歌题材也比较宽泛,其中写得最多、自认为较满意的是当年比较流行的乡土诗,如《春鸟》《倾听果实》《盛满鸟声的脚窝》等,陆续刊发《山花》《广西文学》《绿风》《飞天》等文学刊物。

  诗人一旦沉沦,可能会出现写作的断层,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30年里,由于为生活、家庭等因素所困,此间我有15年(1996-2009)几乎没有动笔,阅读也少,几乎与诗坛“绝缘”了。2010年西南严重春旱,纳雍也难逃其害,此情此景,我欣然提笔写了组诗《精神的家园》,不久刊发《毕节日报》。沉默十多年后,我又“重返诗坛”,对诗歌还是割舍不下,感觉只有诗歌才是我永恒的精神家园。

  近几年,我的诗歌写作题材比较庞杂,像小孩涂鸦,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其间自认为较满意的是近年写“母亲”、写“人生”题材的系列组诗,陆续刊发《绿风》《上海诗人》《淮风》等诗歌刊物。2017年1月,《北京文学》刊发了组诗《生活课》。诗集《精神家园》已交纳雍县政协“鸽子花文学丛书”筹备办公室,不知何时出版了。

  蒋能:当大家在谈论贵州文化现象时,总是少不了黔西北诗歌现象。黔西北诗歌现象由阳山诗歌现象、杨家塘诗歌现象和纳雍诗歌现象组成,可以说,构建早期纳雍诗歌现象的诗人,大部分都经历过阳山诗歌现象或杨家塘诗歌现象,而你,正是经历了阳山诗歌现象和纳雍诗歌现象的诗人。你现在看来,那时对诗歌的追求属于一种什么状态?对你之后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姜方:我是1988年进毕节教育学院的,读中文系。在此之前,我已习诗多年,虽然很笨,但也具备了一定的“功底”。在学院的写作课上,我的第一次作文《秋色二题》曾得到游孟宪老师的好评,在作文讲评课上被推举为“压卷之作”。游老师的讲评,对我的写作有极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我必须写下去,至少不能辜负游老师对我的期望。

  来毕节教育学院的学生,第一学历都是中师,来自毕节地区8个县,都是奔学历和梦来的。和我一道就读的有纳雍的陈金平、陈俊龙,外县的有陇山、许圣龙、王万明等。在教院老师们的支持和引领下,我们成立了“阳山”文学社,并自办《阳山》文学刊物,这就是后来的“阳山诗歌现象”。有同伴的参与,教师的指导,我很快进入了一种积极的写作状态。学院图书多,文学刊物也多,除了完成课业以外,我就泡图书、蹲阅览室,咀嚼精神食粮。

  在那时,我们又去拜见了地区文联陈学书老师,他的写作精神和主办的《高原》文学刊物,培育“阳山”和“杨家塘”的校园诗人功不可没,这对大家后来的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因为有导师的引领、“阳山”文学阵营的培育,90年代初是我写作的一个小高峰,诗作陆续在《绿风》《广西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山花》《诗林》《星星》等文学刊物发表。

  蒋能:纳雍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原诗歌”写作,属于早期中国地域诗歌写作的范畴,那时,大凉山的吉狄马加和纳雍的陈绍陟,成为了两个典型代表,后来,地域诗歌写作的诗人们沿着四川大凉山,连接贵州毕节、安顺、贵阳、黔南,在贵州出现了鲁泓阿立、阿诺阿布、张嘉谚、吴若海、梦亦非、湄子、黄漠沙等优秀诗人。可以说,“高原诗歌”或者说“地域诗歌写作”的影响力及其生命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直到今天,很多诗人还在继续“高原诗歌”的写作。你的“乡土田园”式的诗写,是否可以归属于“高原诗歌”或“泛高原诗歌”?在你看来,当下“高原诗歌”写作与昔日有何不同?该何去何从?

  姜方: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了不少乡土诗,前面说了,如《春问》《春鸟》《盛满鸟声的脚窝》《连枷一响》《苦荞》等,选入诗集《精神家园》的乡土诗有40余首。严格地说,我的乡土诗“高原”的地域性不强,如果要归属于“高原诗歌”,应该属于“泛高原诗歌”吧。

  当下“高原诗歌”写作与昔日有何不同?这个“不同”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说清楚的,这恐怕需要提取大量诗歌作品进行分析比对,才能得出“结论”,而这结论也不一定就是“定论”。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做妄加评论了。

  至于“高原诗歌”应该“何去何从”?我认为地域性、民族性等因素是应该考虑的,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才具有世界性。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高原诗歌”理解成“高原地理诗歌”,“高原”是载体,“高原诗歌”最终是“人”的诗歌。

  蒋能:你写过很多“教育诗”,居一也写过很多“教育诗”,陈俊龙还出版了《教育诗篇》,共一个年代,同一个纳雍,“教育诗篇”这么盛行,有其原因吗?我发现,现在不少人把“校园诗”和“教育诗”混为一谈,在你看来,“教育诗”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教育诗”的存在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姜方: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一大领域,家长关注,社会关注,诗歌更应该关注。身为教育一线,写教育诗,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写教育诗,是诗人们用诗的形式对教育的诠释,更是诗人对诗歌题材领域的开掘与探索。教育诗早已得到社会的认可,90年代,居一的教育诗《穿过颂歌》曾获过《飞天》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我的短诗《烛》曾刊发《星星》诗刊。有影追随,有足迹可寻,文学刊物的认可,教育诗也就层出不穷了。

  “校园诗”与“教育诗”是有区别的。“校园诗”是从空间领域上说的,“教育诗”是从题材层面上看的。校园诗的作者身处校园,包括在校的大中小学生及教师;“教育诗”简言之就是写教育题材的诗。

  “教育诗”的题材领域是“教育”,和其他题材的诗歌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要素,主题上可以颂扬、抒情,也可以反映教育问题等。如我的教育诗《烛》《一棵树》《一个人》《一生的幸福》等是颂扬与抒情的,《路尾小学》是揭示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

  教育诗的存在,反映了诗人们对诗歌题材领域的探索与开掘,丰富了现代诗歌的内容,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现代诗歌的阵容,教育诗的存在与发展将是诗歌领域的一朵奇葩。

  蒋能:从你的文化简历来看,你一直没有离开过纳雍,你对纳雍几十年来的文化发展情况,算是亲历者了,你认为纳雍现代诗歌在贵州处于什么位置?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做出判断的理由是什么?你认为纳雍现代诗歌存在哪些短板?应该如何扬长避短?需要怎样的发展方向?

  姜方:无论从纳雍诗歌历史渊源、诗作者数量、作品质量与阵容看,纳雍现代诗歌在贵州都是数一数二的,自然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诗乡纳雍”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不用多举例,这从空空《诗歌的梦想与诗乡的荣光——纳雍诗歌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一文可以得到明证。

  30年来,不少纳雍籍诗作者走南闯北,成了游勇散兵,表象看还是“一盘散沙”,缺少凝心聚力的整合与开发。纳雍的诗歌阵容还需引领与搭建,纳雍诗作者更需要不断突破自我,不断探究与开掘,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蒋能:你今后有什么创作计划?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姜方:如今年过半百了,仍然离不开读诗、写诗。与诗歌不离不弃,我将继续写下去。不定什么创作计划,随遇而安,即兴而作最好。

  “诗乡纳雍”文化建设,纳雍已具备一定的条件,但还缺少长远的规划和资金的投入,不能将现有的资源整合起来,所以“诗乡纳雍”还在阵痛,等待分娩。不过你这次“纳雍诗人访谈录”是个很好的创意,“诗乡纳雍”文化建设,你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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